陈子昂、柳宗元和韩愈都参加过对复仇案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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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幾見報仇身不死:唐代的“復仇者聯盟”

唐代官方也特別重視孝道,唐玄宗曾親自註釋《孝經》,在序中強調“孝者,德之本”,試圖恢復以孝治天下的傳統。朝廷常常會尋找各地的孝子德行,加以推廣和旌表。作為孝的重要體現,“父之仇,弗與共戴天”也是朝廷非常重視的層面。《唐律·賊盜律》規定,如果父母、祖父母被人殺害,子女不能與仇人私自講和。如果貪圖財利,不去告發仇人,就要受到流放兩千里的懲罰;就算沒有受到仇人的賄賂,知曉有人殺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三十天以上沒有報告官府的,同樣也要承擔罪責。《舊唐書·裴潾傳》中記載了一個故事: 唐穆宗時有一位叫柏公成的百姓,母親無辜被公府中的官員曲元衡殺害,柏公成收受了曲元衡的賄賂,沒有向官府告發。最後事情敗露,曲元衡和柏公成被捕,曲元衡因為父親官職較高,抵消了一部分殺人罪過,只被杖責六十,流放邊地,而收受賄賂的柏公成,則因“利母之死,悖逆天性”,最終被判處死刑,後來雖然天下大赦,柏公成也沒有獲得赦免。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唐人眼裡,不報父母之仇,比殺人的罪過還要嚴重。

但是,容許隨意復仇也會產生很多弊端。比如東漢初期思想家桓譚曾上奏光武帝,說當時的風氣崇尚復仇,即使是怯弱之人,遇見父母被侮辱殺害的情況,也會處心積慮殺死仇人,而且復仇時為了斬草除根,常常會殺死仇人整個家族,如果沒有殺死對方全家,那麼對方的親人又會反過來複仇,結果冤冤相報,沒完沒了。漢和帝時大臣張敏提出,如果《輕侮法》持續施行下去,難免會有地方豪強打著復仇的旗號濫殺無辜,排除異己,反而會使善人遭難,小人得志。這些都是過度崇尚復仇產生的弊端。

重視孝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推崇復仇。《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記載齊襄公攻滅紀國,以報自己九世祖齊哀公因為紀國國君的讒言被殺之仇,《公羊傳》評價這件事說:“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在國家層面如此,個人層面也一樣。《周禮·秋官·朝士》說:“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報仇之前,需要先在朝士處登記,只要登記了,殺死仇人就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對父親的孝又與對君王的忠深度結合,地方舉薦官員,考察的最重要品質是孝與廉,正是出於“忠孝合一”的理論。

到了“議”的環節,這起案件就已經成了震動朝廷中央的大事,大理寺的法官、尚書省六部的正副長官、中書省的樞機大臣、門下省的諫官、太學與太常寺的儒家學者等各類中央要員,都會參與到討論之中。在唐武宗的詔書中還說:“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據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擢授遷改以獎之。”如果議論精彩,還能夠升官加爵,這就大大激勵了所有參與討論的官員,他們無不殫精竭慮,力爭提出精彩的討論意見,抓住這次升官立名的機會。

【編者按】人們對“大唐盛世”的興趣由來已久,對唐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滿好奇。如何解決官員腐敗,如何處理私自復仇,如何評價動物保護,如何面對性別差異……唐人雖與我們相隔千年,但他們對其中的許多問題已經進行過細緻的思考和探討。對當代人來說,唐代人的生活與其說是一齣奇象迭出的戲劇,不如說是一面洞徹三世的鏡子,映照出我們自己的面貌。本文節選自三聯書店2019年8月出版的新書《像唐人一樣生活》,作者徐儷成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現就職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專攻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

此時陳子昂正在門下省擔任左拾遺,有資格參加集議。他提出意見說,徐元慶為父報仇,成功後立刻自首,確實可算令人崇敬的“烈士”,但是國家制定刑罰,就應該嚴格遵守,如果總是破例,就會給壞人製造逃避懲罰的機會,也可能引起無限制的互相仇殺。而且徐元慶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不顧自身的安危,寧可被處死也要為父報仇,如果朝廷赦免徐元慶的罪過,等於剝奪了他捨生取義的機會,反而有損他的美名。因此,應該先依法將徐元慶處決,再由朝廷出面,表彰他的行為。

唐人薛用弱《集異記》中記載了一個故事,說長安城中有位縣尉,某日在街上遇見一位婦人,婦人自願嫁給他為妻。這位妻子一切都好,就是每天一到晚上便會失蹤,半夜才回家。丈夫開始時還有疑心,害怕妻子暗中背叛自己,但久而久之,夫妻日漸恩愛,又生下一個男孩,便不再起疑。有一天,縣尉的妻子又一次夜中出門,半夜回家時手中拿著一個包裹,打開看時,卻是一顆頭顱。妻子告訴縣尉,自己的父親曾被人陷害而死,當時自己年紀小,無法報仇,得知仇人來到長安,便也隨之而來,每日伺機報仇,今天終於大仇得報,砍下了仇人的頭顱。說完後,她又叫來自己的孩子,與之親熱,並且說:“孩子有位殺人的母親,以後一定會被人輕賤。”說罷忽然將孩子殺死,飄然而去。

陳子昂和柳宗元的討論,都集中在同一起複仇案上。在武后時,有一位名叫徐元慶的男子,父親被縣尉趙師韞所殺。事發之後,知法犯法的趙師韞並沒有受到追究,仕途反而越來越順,最後做到了御史,而徐元慶則矢志報仇,隱姓埋名,尋找機會,終於趁趙師韞在旅驛住宿之時將其殺死,之後立刻報官自首。司法部門接手這起案件之後,不敢擅自判斷,上交到了武后手中。武后覺得徐元慶謹守孝道,不應處死,於是召集群臣討論。

唐朝縣一級的行政官員由縣令、縣丞和數名縣尉組成,其中縣尉負責稅收、戶籍、倉庫、捕盜、案件審理等具體事務。復仇者自首時,首先需要到衙門中,找分管案件審理的縣尉說明情況,當然,自己不出面,由鄉裡長官或者親友幫忙自首也是可以的。縣尉接受案件之後,就要四處尋找證人,收集證據,進行審理,形成一個判決,並寫成案卷。不過,縣尉在完成判決以後,僅有權限執行杖責以下的懲罰,復仇案一般涉及人命,事關重大,所以之後還要上報到州府覆核。

然而,朝廷的力量雖然強大,畢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真的遇見私自殺害仇人的情況,從傳統倫理來說值得表揚,從法律條規來看必須嚴懲,那麼究竟應該怎麼判決呢?

柳宗元在《駁復仇議》中說,禮法和刑罰,看上去是兩個領域,但聖人制定它們,都是用來彰顯道德,懲罰過惡,教育人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從這個層面上看,禮與法本質上是應該在倫理層面“統於一”的。陳子昂的提議,看上去似乎於禮於法都沒有違背,但卻並沒有回答“該不該殺死殺父仇人”這個問題,後世人看到朝廷將一個人處死之後,馬上又出來旌表他,只會覺得立場混亂,這違背了聖人訂立禮法的初衷。那麼究竟該如何判決呢?柳宗元認為,這起案件之所以無法定讞,是因為人們都將目光集中到了復仇殺人案上,忘記了這起案件之前還有一起殺人案,那就是趙師韞殺死徐元慶父親的案件。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官方開始大力宣揚孝道,褒獎孝子。為父母復仇的行為,也在獎賞之列。東漢有一個酷吏叫陽球,少年時因母親被郡吏所辱,糾集數十少年殺死了辱母者全家,結果被舉為孝廉;又有一位士人叫韓暨,他的父親與兄長因為遭人誣告,差點被判死刑,韓暨暗中收買殺手,殺死了誣告者,用他的人頭祭奠父親,最終也被舉為孝廉;還有一位叫周黨的,少年時父親曾被人當眾羞辱,後來周黨去太學學習,瞭解了“復仇之義”,於是輟學回家,與辱父者交戰,雖然最後沒打贏,但卻立刻聲名鵲起,受到各級政府的禮聘。在漢章帝時期,甚至還頒佈了一道《輕侮法》,規定殺死侮辱父母的仇人,可以不獲死刑。雖然這道法令在下一代漢和帝時就被廢除,但也說明瞭漢代對復仇的極度寬容。

元和六年,富平縣有一位叫梁悅的孝子,在手刃殺父仇人後到縣裡投案自首,司法機關不知該如何定罪,唐憲宗便發出詔書,命令尚書省官員集體商議。時任尚書省職方員外郎的韓愈應詔寫了一篇《復仇狀》,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與陳子昂和柳宗元相比,韓愈的著眼點更為別出心裁,他認為,之所以唐代對復仇案的判決總會引來爭議,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唐律之中沒有任何關於復仇殺人如何判決的記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律法制定者的疏忽,而是因為復仇案的情況非常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如果一個人是因為犯法被處決,那麼他的死是罪有應得,子孫復仇應該以殺人論處;如果一個人是無辜被殺,子孫先報告官府,經過官府的允許後復仇,則應該判他無罪;但如果被殺之人的子女年紀很小,力量很弱,不敢把復仇的事聲張出去,只能趁著仇人不註意偷襲,在這種情況下,又需要區別對待。為了照顧這種種不同的狀況,唐律的編定者特地省略了處理復仇者的具體條文,就是要讓司法人員詳細分析具體情況之後,再按照儒家經典的記載做最終定奪。因此,韓愈並沒有直接對梁悅的處罰方式提出建議,而是建議皇帝下詔,以後遇見為父復仇的案件,都要經過尚書省集中討論,才能下最終判決。

陳璽: 《禮法衝突與程序救濟——以唐代復仇集議機製為線索》,《原道》第32輯。

唐代著名文學家中,陳子昂、柳宗元和韓愈都參加過對復仇案件的討論,他們的討論意見不但詞採斐然,而且引經據典,邏輯嚴密,體現了很高的經學和文學修養,因此都流傳至今。從他們的議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唐代士大夫對禮法關係的理解。

王立: 《中國古代復仇文學主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家的臣民可以用復仇的名義隨意殺死其他臣民,那麼國家的法律與執法機關的權威性就會大大降低,國家對臣民的控制力也會相應減弱。此外,在戰亂頻仍的時代,幾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承受著親人被殺的痛苦,如果這些人都去私自復仇,互相殘殺,那麼不論他們成功與否,國家可以控制的軍隊和人口都會受到相當的損害,這對於戰亂之後凋敝的國力顯然是相當不利的。

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缺乏法制意識,而是因為血親復仇的觀念,早已浸潤在古代儒家思想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歷朝歷代的法律都各有不同,但是不論哪個朝代的人,不管他是否瞭解本朝法律,都會承認血親復仇的倫理。我們在小說中經常看到的一句話是“父仇不共戴天”,這並不是一句普通的俗語,而是出自儒家經典。《禮記·曲禮》中有:“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這段話是說,如果父親被人殺死,那麼和仇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就是恥辱的;如果兄弟被人殺死,在街上遇到仇人時,連回家拿兵器都是可恥的,必須直接挺身而上與之搏鬥;如果朋友被人殺死,就不能與仇人生活在一個國家。《禮記·檀弓》中記載,子夏詢問孔子如何對待父母之仇,孔子回答說,如果父母被人殺害,那麼子女應該“寢苫,枕乾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即在完成報仇之前,每天都要睡在茅草之上,將兵器枕在頭下,隨時提醒自己完成復仇大業。

陳子昂對徐元慶案的關註點,集中在如何調和禮與法的衝突上,對案件本身並沒有深入分析,而柳宗元的駁議則詳細分析了徐元慶面對的情況,指出他的復仇發生在朝廷無法明正典刑的前提下,實屬無奈之舉,因此應該釋放。這樣的分析顯然比陳子昂更為具體,也更對具體的復仇者負責。

但是,柳宗元的分析僅針對徐元慶一個人有效,如果以後遇見了其他類型的復仇案,又該怎麼辦呢?在柳宗元寫作《駁復仇議》的二十餘年後,他的好朋友韓愈也參與了對復仇問題的討論。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中國古代是典型的人治或禮治國家,雖然有法律條文,也差不多形同虛設。但瞭解了唐代復仇殺人案的審判、辯論過程之後,我們會發現,唐人在面對法律條文時,都是帶著相當程度的敬意的。雖然復仇殺人符合儒家禮教,但是所有討論者都在試圖在禮和法之間找到協調點,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出要直接修改法律或者無視法律以服從禮的規定。而面對人命關天的死刑案件,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斷不憚其煩地分析每一個細節,試圖找出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這種對生命的敬重與慎重,到今天依舊值得我們學習。

《像唐人一樣生活》,徐儷成著,三聯書店,2019年8月

參考資料瞿同祖: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

唐代復仇案的處理程序唐代的法律雖然不允許子女與殺害父母的仇人私自講和,但也並不允許他們自己殺人報仇。從朝廷的角度講,如果父母被殺,子女應該做的是報告官府,待官府審理以後將犯人依法處死,明正典刑。這也很容易理解: 在朝廷控制力不強的時代,官方在地方的人手與權威都不足夠,無法解決每一樁仇怨,只能默許百姓私力救濟;到了唐代,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空前強大,地方上的大多重要問題,都可以用朝廷的力量解決,在這個時候,如果依然允許私人復仇,那麼朝廷費盡心力編纂刑律,建立司法體系,就顯得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在唐律中,對報仇殺人的行為沒有任何容赦,原則上與其他形式的殺人相同,都需要判處死刑。

唐朝的地方行政,總體上實行“州-縣”二級制,啟動司法程序需要由下到上,逐級上訴。在復仇殺人之後,如果想跳過州、縣直接去皇宮訴冤,那麼很可能還沒有走到長安就已經被前來捕捉的胥吏擒住,自首也就無從談起了。所以在唐代的復仇案件中,我們經常看到孝子或孝女殺死仇人之後立刻“詣官自陳”或者“自囚詣官”,這裡的“官”主要就是指縣官。

陳子昂的意見,同時照顧到了法和禮,也考慮到復仇者對自身行為的認識以及對後果的預期,確實非常全面,再加上文采斐然,被當時參與討論的人普遍認可,因此被當作經典案例記錄了下來,收入朝廷檔案之中。將近一百年之後,有一位年輕人閱讀朝廷檔案時發現了這條記載,他在仔細閱讀比對當年的案卷後發現,陳子昂的說法看似面面俱到,實則沒有觸及案件的本質,所做的判決有很大的問題。因此,這位年輕人寫作了一篇《駁復仇議》,重新討論了這起一百多年前的案件。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世成為古文宗師的柳宗元。

當時趙師韞的身份是一名縣尉,按照朝廷的規定,縣尉本來就有審判及杖責犯人的權力。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真是因為犯罪被杖責,最後傷重而死,那麼他是死於朝廷律法,而不是死於趙師韞,徐元慶找趙師韞復仇,就是蔑視朝廷法律,理應處斬,而且也沒有旌表的必要。但如果趙師韞是因為私人原因殺死了徐元慶的父親,那麼按照律法,朝廷是應該捉拿趙師韞問罪的,然而最終趙師韞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仕途亨通,證明律法沒有得到執行,這就是朝廷的責任了。當法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時,人們的行為就應該在儒家經典中尋找依據,《春秋公羊傳》說:“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如果父親是因為犯罪被殺的話,兒子為他復仇只能引起更多仇恨,永遠沒有辦法實現正義;但如果父親不是因為犯罪被殺,那麼兒子為父報仇就是合理的。在徐元慶的案件中,他因為官府無法為自己主持正義,採用了私力救濟的方法,既報了父仇,又尊重法律而自首,可以說是忠義兩全了。這樣的人既尊重禮,也尊重法,處死他是讓世上少了一個義士,表彰他又無法調和禮與法的矛盾,因此柳宗元認為陳子昂的說法實在是“黷刑壞禮”,不應該繼續參考。

這個血淋淋的故事,後來被金庸先生寫到了《三十三劍客圖》中,金庸對她的評價是:“心狠手辣,實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在唐代儒生那裡,這位女子卻享盡溢美之詞。中唐文人崔蠡寫過一篇《義激》表彰她:“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為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已,推之於義斯義已,孝且義已,孝婦人也。”不但不覺得她的棄夫殺子之舉有什麼不妥,還覺得這位女子是孝義兩全,並且認為“自國初到於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過”。這樣的評價,當代人也許無法理解,但在唐人那裡確是主流觀點。另一篇很有名的唐人傳奇《謝小娥傳》中,主角謝小娥的父親和丈夫為江賊所殺,謝小娥探知仇人姓名後,偽裝成男子,在仇人家中做用人,兩年之中做牛做馬,任勞任怨,終於獲得了仇人的信任,於是趁著仇人和同伙宴飲大醉之際,將仇人殺死,並引領官府將這夥江賊一網打盡。《謝小娥傳》中特別提到,謝小娥復仇成功後回到家鄉,鄉裡人不但不因為她殺過人而有所畏懼,反而“里中豪族爭求聘”,這也反映了唐人對謝小娥復仇故事背後孝之品格的稱賞。

儒家強調血親復仇的正當性,是因為儒家對天下秩序的嚴格規定。在儒家的理論中,一個社會要想順利運行,就要建立和遵從禮的框架。所謂禮,簡言之就是所有人都在社會關係中遵循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該做的事,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諸多社會關係之中,又以父子、母子關係最為基本,不管一個人的社會關係多麼簡單,都必須處理父子、母子關係,因此儒家將孝當作倫理的基礎,做到了孝,並將之推及其他社會關係中,才能建立起儒家以禮為基礎的政治框架,《論語》中“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乍看之下,韓愈似乎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但是他的思路卻是正確的。任何一起案件都有其特殊之處,如果判案者不仔細研究具體案情,只憑個人好惡或者對禮法的理解隨意做出決定,這實在是一種草菅人命的做法。任何一起死刑案件的判決,都關係到一個生命是否能延續,韓愈的建議,實際上是想在尚書省討論過程中,強制將每一起複仇案件所有情況都梳理清楚,這才不會犯下殺人或者縱容殺人犯的過錯。而這樣的思想,與今天司法過程中的庭審辯論環節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從陳子昂到柳宗元:一場跨越百年的辯論

州府中辦理各方面具體事務的人叫參軍,負責審理案件的叫法曹參軍,法曹參軍的權限比縣尉略高,在審理之後可以執行徒刑以下的懲罰,但死刑和流放之刑,還必須送到中央的尚書省。尚書省負責司法案件的部門是刑部,不過刑部不負責具體審理,只是閱讀案卷,對州縣審理結果進行基本判斷之後,按照具體情況決定是否三審。像死刑這樣的重大案件必須要經過三審,具體審理交付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進行。大理寺審理之後,如果覺得案情與判決無誤,需要將案卷交給中書門下覆核,最後以皇帝名義審批,才算最後定讞。在這層層覆核的過程中,任何一級司法部門覺得案情有問題,都可以發回下級機構重新審理,這個過程常常能延續好幾年。比如《新唐書·孝友傳》中記載了一起兄弟復仇殺人案,兄弟倆一起殺死了殺父仇人之後,同時自首,都號稱仇人是自己所殺,司法部門為了弄清案情,前後審理了三年之久,終於判斷出弟弟是主謀。

在陳子昂的認識中,禮和法是互不干涉的兩個領域,徐元慶違反了法律,就要接受法律的懲罰,唐律中既然沒有規定復仇殺人可以減刑,就不能因為犯罪者的行為符合禮教而隨意修改判決,否則法律的權威性就會蕩然無存。至於徐元慶的行為中值得稱頌的地方,只要放在禮的領域,由朝廷出面旌表即可。這樣的認識,與當代法律體系中對法規普遍適用原則的重視是相符合的。

對於事實清楚、可以明確判斷的死刑案件,經過這麼一長串上報和覆核之後,就算是結束了;但是對於那些判決有爭議的案件,則需要啟動另一個程序。《舊唐書·刑法志》記載了一條規定:“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眾議之,錄可為法者送秘書省。”對於那些情節或者量刑有疑問的案件,需要由尚書省組織京城的各類官員集中討論,決定最終的判決方式,並將討論內容中值得參考的部分記錄下來,保存為官方檔案,供後世斷案參考。唐武宗會昌年間又曾下詔,規定那些“事關禮法,群情有疑”的判決,都需要讓尚書省官員與禮法專家參加討論。在復仇殺人案中,殺人者雖然違反了唐朝的律法,但行為又能在儒家經典中找到依據,符合“事關禮法,群情有疑”的定義,因此常常會進入這個“眾議之”的討論程序。

到這裡,復仇殺人案已經接受了縣府、州府、刑部、大理寺、中書門下等多個部門的反覆核查,終於有了一個結果。然而事情還沒有結束。貞觀五年,唐太宗為了避免自己或者有司在一時衝動之下濫殺無辜,下詔:“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復奏。”這則詔令後來被編入了令典,規定在京城執行死刑的,在處決前一天要復奏兩次,處決的那一天要復奏三次,五次全部批准,才能最終執行;在外地執行死刑的,下達命令第一天復奏一次,第二天復奏兩次,三次均得到批准才能執行。如果沒有等到批文就擅自執行死刑,執行者要受到流放兩千里的嚴厲懲處。

唐代的復仇風氣雖然漢代以後的歷代君主都努力想要遏制復仇的風氣,但是儒家孝的觀念早已滲入了中國人的血液中。因此,唐代的官方雖然不鼓勵復仇,但在儒士和百姓那裡,復仇仍然作為孝的最高表現為人所稱頌。王維年輕時寫過一首《燕支行》,便將“報仇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當作男子漢氣概的最高表現。

儒家復仇觀與漢代的復仇者在武俠、玄幻小說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段落: 主角自幼父母雙亡,機緣巧合之下得知自己殺父仇人的消息,於是卧薪嘗膽,埋頭苦練,學會一身本領,全力投入到報仇事業之中,故事也由此得以推展。我們還會發現,無論小說的背景在什麼朝代,故事中很少會有人勸解復仇者:“父親被殺,首先應該報告官府,讓仇人受到法律的懲罰,私自報仇是不對的。”書中人物為親人報仇的動機,以及殺死仇人的目標,在道義上獲得了認可,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在一顆充斥著復仇意願的頭腦中,很少有思考法律的空間。

孝子或孝女殺死仇人之後,通常有兩種後續選擇: 一是像《集異記》中縣尉的妻子那樣遠走高飛,一是自己去有關部門自首。如果在殺人以後遠走高飛,自然不涉及判決的問題,但兩家恩怨的始末、死者罪有應得的事實,也就無法讓世人知曉。因此,大部分復仇者在成功殺死仇家之後都會向有關部門自首,以求將自己的事跡傳播給更多人,一來可以讓人們瞭解仇人的罪惡,二來也可以讓世間稱頌自己的孝行。

所以,在天下形勢比較混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帝王都下達過禁止復仇的命令,如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曾下達詔書說:“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北魏太武帝曾下達詔書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複,敢有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也就是說,如果因為復仇而殺人,不但復仇者需要償命,而且復仇者的家族也會被株連,這比一般殺人者受到的懲罰還要嚴厲得多。這些都反映了後世君主為了扭轉漢朝復仇之風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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